5月9日，有关部门重新恢复了去年7月1日停止的北京市出租汽车驾驶员资格考试，考生需进行《法规和职业道德》、《城市交通地理》等6项科目的考试，考试合格的才能取得出租汽车驾驶员资格。(5月10日《新京报》)在“新北京，新奥运”的背景下，有关部门加强对出租汽车驾驶员的考试和考核，初衷是好的。但是，这一措施变相为出租车驾驶资格设定前提性许可，有违反《行政许可法》的嫌疑。

　　从性质上说，出租汽车驾驶资格考试作为从事出租汽车驾驶员职业的前提条件，无疑具有行政许可的性质。因为行政许可的一个显著特征是“硬申请”，不是行政机关主动去做，而是某个人想做某件事，必须向行政机关申请并获得许可方可为之，而出租汽车驾驶员资格考试正具备这一特征：如果考试不通过，就不能取得出租汽车驾驶员资格。

　　但是，《行政许可法》不仅严格限定了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，而且规定只有法律、法规和国务院的决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，省级政府的规章依据法定条件可以设定临时性许可，其他规范性文件则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。

　　将其运用到出租汽车驾驶资格许可上，意味着社会上的驾驶员，只要符合法律法规设定的驾驶资格和条件，都有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权利，任何部门不得设定任何法外的限制性措施，否则就是对当事人法定权利的剥夺。有关部门在没有上位法规定的情况下，自行为出租汽车驾驶资格设定前提性考试，无疑是没有法律依据的。

　　那么，为何这种考试在停止1年后又恢复呢？笔者认为，一方面，权力的本质在于其具有潜在的扩张性，即使强制挤压，也会想尽办法寻找新的生存空间，而这种权力膨胀的动力源，正是隐藏在背后的经济利益。另一方面，从我国行政法治历程来看，几乎每一部约束政府的法律出台，似乎都会刺激新一轮的权力扩张。《行政许可法》自然也不例外，而行政机关的心态似乎已由法律施行之前和之初的“狼来了”，正演变成目前的“不过如此”。

　　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尽管《行政许可法》在立法上的贡献已被肯定，但要彻底解决行政许可乱设定、乱收费问题，就不是法律文本本身可以完成的，而必须真正付之于行动。因为历史经验早已证明，法律从来都是经验，而不是逻辑。